种子产业振兴行动的重要成果，专家们正在热烈讨论《种子法》修改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决定。这是自2000年颁布种子法以来，对种子法的第四次修改。在种子产业振兴的第一年，《种业法》的修订背景和重点内容是什么?为此，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为促进种业创新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万建民表示，修改《种子法》是根据我国新形势下的实际发展，着眼未来发展需要，加强种子业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种业自主创新，把用中国种业保障中国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第一，党中央有明确要求。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今年20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批的“种子产业振兴行动计划”修改“法律”作为重要任务,强调来源安全提升到战略高度,对之间的关系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对假冒伪劣、集品牌侵权等突出问题予以打击，让侵权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是种业科技自立的迫切需要。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从行政法规提升到法律层面，为保护育种工作者合法权益、促进种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种业缺乏原始性创新动力，获批品种多，突破品种少，同质化问题突出。迫切需要修改种子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制度引导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第三，有一些国际惯例可以借鉴。目前，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 78个成员，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巴西等69个成员，已建立了实质派生品种制度，在实施实质派生品种制度时，扩大保护范围和保护环节积累了成熟的经验，为我国种子法的修改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专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离不开法律的完善，《种子法》的修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此次《种子法》修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雄年介绍说，修改后的法律重点关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环节。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第28条扩大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范围和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选育材料延伸到收获，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配送扩大到生产、繁育和再生产加工，承诺销售、销售，为进口、出口和存储的实施行动。

二是建立实质性衍生品种体系。《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九十条提出建立实质派生品种制度，明确了实质派生品种的定义，并规定实质派生品种用于商业目的时，原品种的新植物品种权人应当同意。

第三，完善处罚补偿和侵权行政处罚制度。为加强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慑，将惩罚性赔偿最高金额从原来的3倍提高到5倍;将法定赔偿限额从300万美元提高到500万美元。加大对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子的行政处罚力度。

此外，为了进一步鼓励育种创新，首先在《种子法》第六十三条、第九条、第十二条中，加强种业科技研究，收集珍稀濒危、独特资源和地方品种，开展主要粮食作物、主要经济作物育种研究，保护养殖科研设施用地和合理需求等。为深化分权、监管和服务改革，种子法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进一步简化提供境外种质资源的审批程序，与境外机构和个人开展种质资源的合作研究和利用，并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为加强种子检验检疫工作，第七十六条规定了种子生产特别是果树和种苗检验检疫管理的法律责任。

建立实质性衍生品种体系

记者了解到，《种子法》修订的重大制度突破是建立了实质性的衍生品种制度。

“简单地说，实质性衍生物(EDV)是对原始品种进行简单修改后的衍生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菊丹介绍，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利用生物技术授权他人品种，建立了实质性衍生品种体系，目的是建立原品种与衍生品种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鼓励育种原创性创新，减少模仿。

李菊丹认为，该制度的实施意义重大，时机成熟，条件如下:

一是制度安排，夯实种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当前，粮食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确保种子来源的自主性和控制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要从战略上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制度安排，以法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促进种业科技自主和自我完善的核心动力机制。目前，我国种业在科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种业创新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不足，种业企业的竞争力不强。业界强烈呼吁建立EDV系统，大大提高保护水平，有效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三是迫切需要严厉打击侵权套牌等违法行为。近年来，种业侵权纠纷比例明显上升，行业对假冒、仿制、仿冒现象反应强烈。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我国法院审结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由66件增加到252件，其中侵权纠纷占比超过80��从制度机制上加强保护手段，加大警告、威慑、处罚力度刻不容缓。

四是具备了实施EDV系统的基本条件。2015年《种子法》修订实施以来，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培育了一批植物新品种分子鉴定新技术，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

李菊丹建议，种业要结合实际发展，按照“积极稳健、有利有序”的原则，分类、制种、分步实施，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衍生品种实质性制度模式和实现途径。

对品种权的保护延伸到收获的材料

记者注意到，修改后的法律将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从授权育种材料扩大到收获材料，您对此有何看法?它在实践中如何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宋敏认为，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指品种权人行使权利的对象，包括繁殖材料、收获材料、不包括直接制成品。

报告指出，在实践中，繁殖材料、收获材料和直接制成品的定义因植物种类和用途而异。一般来说，杂交植株的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之间的界限是很清楚的，收获材料不能再作为生产的繁殖材料使用。例如，杂交水稻品种，杂交种子是育种材料，生产出的水稻是收获材料，加工后的水稻或草帘是直接制成品。对于传统作物和无性繁殖的植物，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收获材料可以用作生产性繁殖材料。例如，对于园艺作物品种来说，一般苗木或树枝是育种材料，果实是收获材料，鲜榨果汁是直接产品。

《种子法》将品种保护范围扩大到收获材料。首先，它防止了实际使用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之间的界限模糊，例如将收获的常规小麦作为种子销售。第二，它为品种权人提供了更多的权利行使和证据收集的机会。例如，在传播材料的销售或使用阶段，如果品种权利人发现没有侵权或没有机会行使其权利，也可以在收获材料的销售或储存中收集证据并主张权利。“这种制度安排可以解决普遍存在的品种维权难证明的问题，也不会对种子使用者设置繁重的照顾义务。相反，监督压实种子用户的责任，鼓励他们关注种子来源的可靠性，从源头上确保种子质量，维护自己的利益。”宋敏表示，在实践中，如果种子权利人对收获的材料主张权利，种子使用者可以利用法律来源进行抗辩，及时转移举证责任，最终将侵权责任追溯至侵权育种材料生产主体。这样可以形成种子权利人与种子使用者之间的联动机制，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

保留农民自行复制经批准的品种供自己使用的权利

中国是一个农业物种大国，农民仍在使用物种。考虑到各种情况，修订后的种子法保留了农民繁殖和使用自己授权品种的权利。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理事会副主席、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首席农学家崔业涵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这将有助于保护小农户的权益。中国农民有保存自己种子的习惯，这为粮食等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改良和提供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虽然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水平不断提高，但对于小农来说，保留自己的种子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稳定生产生活。在实践中，无论是传统品种还是杂交品种，农民自己的品种都会导致产量和抗性的下降，所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

第二，司法解释对大规模操作的主体有明确的界定。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听力纠纷由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指南(2)法律(14)[2021]第十二条的规定“农民家庭的土地范围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众多的合同协议自行使用授权品种选育材料，不构成侵权”。对于新型的农民合同，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不属于农民享有自我复制和自用权利的范围，防止“农民特权”的滥用侵权。

第三，国际惯例是保留农民保留自己种子的权利。国际保护植物新品种联盟公约(UPOV) 1991年的文本明确规定，农民的专有品种不是强制性的，由每个成员决定是否保留它们。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欧洲联盟、日本、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实际上都保留了这一权利。

此外,第三十七条种子法律也对个体的行为做出了严格限制农民出售或交换传统盈余种子在当地市场,为自己的乘法和自用,只规定,证书不是必需的,但是别人的各种权利,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