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玉米原来叫玉蜀黍，各地俗名很多，有番麦、玉麦、谷、包芦、捧子、珍珠米等名称；叫做六谷（也写作稑谷或鹿谷）的，意思是说五谷之外的又一种谷。
玉米原产美洲。

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先期发展与农业生产的领先地位，决定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基本上是以北方饮食礼俗、习惯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北方饮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古代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成为文明时代的重要行为规范。后世南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虽超越北方，但在饮食文化传统方面也只具丰富完善、扬弃继承之功，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中华传统饮食文化。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食礼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基础。北方地区长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文明初期的相关饮食礼俗与规定大多是首先在这一地区产生形成的。带有浓郁流民习气的汉高祖刘邦在即位后曾遇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混乱局面。赖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以成朝仪礼法。

“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乃“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所参考的古礼秦仪，包括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饮食礼仪。《洪范》八政以食为先的思想以及《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关饮食的规定与要求，因被奉为经典而为后世所遵从。先秦诸子学说虽异，然同受农业母体文化之滋养，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关心食事。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说明他精熟饮食理论。“治身养性者，节寝处，适饮食”(4），明确提到饮食对人的修养的重要作用。墨家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为“三患”，提倡“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节俭理论。注重礼仪礼教、讲究艺术卫生是儒家食教的重要内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饮食思想与观念构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核心。

中国在很早就出现了饮食生活方面的专题著作，这些饮馔类文献称为食经。《汉书·艺文志》记有《神农食经》七卷；《隋书·经籍志》记有相关食经十二种，七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记食经类著作五种，一百六十二卷。这些论著大致能反映先秦至魏晋南北朝间饮食文献情形。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文献大多已经散佚。《齐民要术》第八、九两卷为现今所见隋唐以前最完整最有价值的烹饪著作，约占全书2％的篇幅，徵引《食经》、《食次》等文献达144条之多。

《食经》作者可能是崔浩，为河北清河名族；《食次》撰者无考，有人认为乃《食馔次第法》省称由《要术》徵的引内容考索，《食次》亦为北地食馔之法。贾思勰，山东益都人，曾任北魏高阳太守。从“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判断，《要术》所载耕农、醯醢之事，当多为贾氏家乡或任官之地的情形。唐以前饮馔著作基本上出现在黄河流域，或能反映北方饮食文化的历史地位。

日本著名食物史专家蓧田统先生曾撰《近世食经考》一文，他认为“宋代与前代比较，汉人的势力明显的向南方扩展。但在日常的饮食生活方面，大体上仍然是唐代的延续”，近世化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地反应到厨房里面。南方饮食文化发展，大致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同步。尤其是宋室南渡，促进了京菜(河南菜)与江浙菜之融汇。至明清时期南方饮食文化反而后来居上超过了北方。

二、麦作发展与面食特色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粟、稻起源中心，自新石器时代即显现出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粟、稻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或饭或粥基本上都是以“粒食”为主。故南方与北方在农业类型虽有水、旱作之差异，但在主食餐饮方式上并无多大不同。

北南餐饮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北方麦类作物的发展相关。麦类作物，一般认为起源于西亚。大约商周时期出现“告麦”、“登麦”祭礼，《诗·周颂·思文》有“贻我来牟”，被认为是天降嘉种。小麦种皮坚硬，“粒食”品质不佳，至汉时董仲舒仍谓“关中俗不好种麦”。

随着粮食加工方法尤其是大型石磨的出现，出现了有别有“粒食”的小麦面食技术，小麦的食用品质大大改善。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历程，黄河中下游流域是宿麦的最佳适生区之一。

中国北方地区随着麦作的发展而逐渐过渡到以面食为主，而南方受气候条件限制，或有“种麦则苗而不实”者。宋清间江南麦作有了很大发展，但稻麦田的水旱转换涉及复杂的工序与技术，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由于麦类作物对稻米生产仅起辅助作用．故南方依旧保持了稻米的“粒食”传统。

据考证，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我国。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我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

相对中国传统的水稻、小麦等谷物，玉旱、耐寒、高产，对中直处于人口数量多、粮食供给，特别是北方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有很大改善。当时玉米、番薯等传入中国后解决了中原王朝很大问题，因此才有后来的康乾盛世。
正是由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大殖民的时代到来后，促进了世界各地的交流，互通有无，虽然对中国造成了深重影响，但是也是用暴力手段是中原王朝能够正视世界，不在沉醉于几千年来自以为是的自大之中了。

据学者研究认为，玉米传入中国的途径分为海路和陆路。陆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由印度、缅甸入云南的西南路线，另一条经波斯、中亚到甘肃的西北线。海路则经东南沿海省份再传入到内地。　　玉米在传入之初，尚未列入谷物而被人们视为珍稀之物。明代嘉万时期（1522～1620）的田艺衡在其《留青日札》中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直至乾隆时期，还曾是皇家御用之物。其时的《盛京通志》记载：玉米是“内务府沤粉充贡”。明代的文学作品《金瓶梅词作》中叙述，“烧鹅肉”和“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都是大财主西门庆宴请宾客的佳肴珍馐。18世纪中叶，广西的《镇安府志》叙述，玉米在引进之初被列为“果属，以食小儿”。到了18世纪中至19世纪初，玉米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推广。这一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流亡山林。而引进的玉米特别适合山地种植。著名的清史学家根据众多的方志资料统计，在乾隆至道光年间（1736～1850）全国已有直隶、盛京、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20个省区种植玉米了。　　玉米的引进，解决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扩大了土地播种面积，促进了农村畜牧业的发展。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玉米的引进栽培在解决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玉米植株吸水较多，盘根极深，在人类栽培的主要谷类粮食作物中，种植玉米产生的水土流失是最严重的。《徽州府志》记载：“自皖民开种包芦以来，沙土倾泻溪竭，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祁门县志》亦记载，该县因种植玉米“大溪旱弗能蓄，潦不能泄，原因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现象是难以避免的。